汪曾祺：清浊之间

汪曾祺和老师沈从文

    严家炎先生曾把汪曾祺比作最后的京派作家，汪氏自己也是承认的。但当有人把他和周作人类比时，他则有些不满。原因是自己有的东西和苦雨翁并不一样。实则说来，周作人也非一般人所看到的那样不关心时事，其间也有不平和无奈。至于他自己，虽然并不激进，不是事功心强的人，但思想里坚守的东西也是多的。

   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审美底色，后来差不多一直在这样的底色里行进的。他到上海后，接触的人也非左翼色彩浓厚的人，在他那里，唯美意识还是多少存在一些的。所以他不可能成为郭沫若那个圈子里的人，也和周扬那个气场里的人距离遥遥。血色的意识好像不太适合他，也许是太惨烈的缘故。左翼的作家往往有殉道感，责任在肩，心是抱着世界的。汪曾祺在道理上懂得这些，可是自己的心还是在不大的园地里。对不能做的事，他是远远地躲着的。你看他后来虽在文化部门工作，可是很少在热闹的地方。除了编剧生涯有不能拒绝的写作外，基本与主流的世界是有距离的。

    人偏离流行的文化的时候，假如还有爱心与创作的欲望，就能拓出新的园地来。在品评历史与文化时，也就获得了别样的目光。比如不喜欢宏大的叙事，很符合他的思想。在一篇文章里，汪曾祺表示过对李白的不满，意思是其文有点洒狗血。这只是审美层面的差异，背后还有对世界看法的不同。那观点无非是李白过于入世，又无入世的本领，只能徒作高论了。人应当安于小，不被俗谛所扰，如是才能有所进益。

   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超俗只是一点幻想，在漫长的人生之路，谁都无法免俗。陶渊明的隐逸也是逼而无奈，苏轼不也在进退间徘徊么？

    士大夫要独立，在封建时代颇为艰难。像李贽、傅山那样的人毕竟是少的。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，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独立的空间。鲁迅那时候慨叹，中国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，大家都依附在什么位置上。所以他后来对胡适的参政议政不以为然，大概就是警惕成为官的帮闲与帮忙。这是铮铮铁骨的知识人的理念，后来的读书人不太易坚守于此。像汪曾祺这样的人，和五四那样的知识分子比，有的境界是退化的。

    汪曾祺这样的人是找到了逃逸苦楚的方式的，那就是在审美的自慰里，以清纯的谣俗来洗涤泪痕，在人性的美里发掘升华自我的办法。其间宁静的洗染，隔离了俗界的喧闹。不免是逃逸的快慰。但是许多左翼作家却喜欢在剧烈的冲突里拷问我们的思想里的怪影。家、国、天下一直萦绕于此。在家、国、天下的框架下讨论节操问题，易进入同语反复的苦境，思想会在轮回间打转，在那样的语境里，是不会有结论的。汪曾祺看清了类似的难题，所以他绕过了李白的传统，也绕过了茅盾的传统，回到了废名、沈从文那里，以洗练、冲淡之气，自塑己身。

    读书人要自立，要有一个自立的空间。可是这样的空间是少的。汪曾祺看到，努力济世的人，后来成为缺少温情与美丽的人，这是可怕的。不仅李白的传统他不喜欢，杜甫的传统与之也非亲近。杜甫那样的悲慨的气质，他一直没有，迂腐的忠诚也是稀少的。当代中国的文人里，喜欢李白与杜甫者多，中间的一条是陶渊明的路。曹聚仁说周作人走的是这样的路。那么我们不妨说沈从文、汪曾祺也有类似的样子吧。现代以来的作家，将李白与杜甫合流的人不少，可是后来把文章弄坏了。在那些人中，口号与忠心成为主宰，唯独没有了自由的飘逸感。刘白羽、杨朔的文字在汪先生看来远离了李白与杜甫，反而把他们的枝节的东西吸收过来，遂造成了一种畸形。所以文章以朴实平静为体，在他看来是最缺失的东西。只有这样的因素，才有体温感。而我们有体温感的文字，真的太少了。

    像茅盾那样的作家，他就亲近不起来。要知道，恰恰是茅盾的审美意识流行了许多年，可谓占重要的位置。茅盾推崇的那些作家，他都有点隔膜，好似与自己没有关系。汪曾祺生活的许多年间，是左翼文化流行的时代，他不太适应这些，可也没有反抗的意愿。水各有道，自得其流，那是没有办法的。社会的大变迁，乃思想与民众之力所致，我们无法抗拒。茅盾那样的作家，是社会潮流的掀动者，直接影响了时代。汪氏自知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可是又不能拒绝它们，只能是顺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