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曾祺：清浊之间

而下吧。他参加样板戏的写作，不就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？但一面也有做戏的痕迹，知道是啖饭之路。在火红的年代里，自我的小情调是要藏起来才对的。

    宏大的与细小的，都有清浊的问题。汪曾祺那个传统坚守的往往是纯朴的东西。在他看来，空言无益，把自己办不到的事情用到文章里，就易虚假，最后流于精神的浑浊。而沈从文那样的安于平淡的艺术，倒可以在此显示出清洁的一面。这个问题其实复杂，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。有宏大的抱负者，也有伟岸的传统的，只是实现它的很少，追逐甚多反而易伪。比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，就气魄与境界而言，乃世间佳品。本来可以控制在一个层面上，可是后来贪大，反而把全书破坏了。刘绍棠写的比孙犁多，却无孙犁的清纯秀雅，后者在节制里呈现的是精神的高大。在宏大的叙事间，杂质过多，人反而复杂化了。茅盾、杨沫都有这样的问题。在气象上，许多作家不及他们，这是公认的。可是大家后来却和这些人亲近不起来，似乎被其文字间的堡垒隔离在另一个天地间，倒让人对那些安于小的人有了种种敬意。废名、沈从文后来被许多读书人所喜爱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    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说汪曾祺是个红色年代的士大夫。虽然是淡淡的，既没有独特的思想，也没有出奇的审美理念。他只是在荒芜的岁月里恢复了某个文化的传统与趣味。在小说叙述模式上不及茅盾的恢弘，在文字的精约上也弗及废名与张爱玲。但他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众人的恬静洗练的世界。在他看来，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于自己的本真，也接近于常人的本真。也缘于此，他那里流动的确是清美的意绪。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存在了。